國外養老制度盤點：美國有老年公寓
日本有時間銀行
來源：瞭望東方周刊 作者：呂爽
駱曉昀 2012年11月26日 14:41
原標題：“老年”中國向誰學
上海市已經在研究老年護理保障計劃，將借鑒日本“地區綜合護理服務系統”，在一定半徑的社區範圍內，配建小型養老護理服務站點，提供居家養老照料和登門護理服務
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記者呂爽、駱曉昀報道
1988年近66歲的阮瑞儀和老伴唐英敏離開了上海，去美國紐約和大女兒一家一起生活。如何申請到美國的老人屋幷且在不拖累子女的情况下過好晚年，是他們的養老故事。
居住在大阪的福田，已經70歲了。作爲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，福田組織了老人讀書社。“現在政府收錢越來越積極，而我們的福利越來越差了。”他說，前幾年，隔段時間會有護理人員到家中探望一次，平時還會有電話隨訪，而現在已經沒有人來管這些了。
面臨養老問題的不僅僅是中國。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，均在越來越嚴重的社會養老問題上進行艱難的平衡。
美國養老故事
到美國已24年的唐英敏目前居住在紐約的老人屋裏，這是地處紐約黃金地段的房子，面積約60平方米的一室一廳。“這個地段的這個面積的房屋，現在每月租金超過2000美元。”唐的大女兒阮淑英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。
對于收入很低的老人而言，根本無法承擔。
而紐約對老人屋的房租規定使得老人屋的政策得以持續執行：即老人只需支付自己收入的1/3作爲房租，差額部分由政府補足。例如，房屋的市價租金爲2000美元，老人的收入是900美元每月，那老人的房租支出只需300美元，其餘的1700美元由政府補貼給房東。
政府對養老的福利政策不止于房租補貼。唐英敏和老伴阮瑞儀入住老人屋後，每周享有7個半天的免費看護服務、全免費醫療救助服務、1美元電話包月服務，以及每月近200美元的食品補貼券。
這讓阮淑英在爸媽養老問題上的負擔减輕了許多。
阮淑英在美國的職業是一名社區醫生，她的丈夫從事建築設計行業，24年前父母來美國和她一起生活的時候，自己的一雙兒女正在念大學，父母來了以後本來正好够用的公寓顯得有些捉襟見肘了。
在美國55歲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向政府申請老人住房，房源在每個區都有，因此在父母來美國兩年後，阮淑英開始著手爲他們申請老年房的程序。
在美國，如果老人身體不錯，生活能够自理，老兩口完全可以獨立生活。所以，集體照顧生活型即老年公寓型的養老方式較爲普遍。這種生活也屬獨立生活方式範疇之內，但許多方面比單獨居住還方便得多。居住區一般提供午餐或午晚兩餐，免去買菜做飯這一生活中的大負擔。同時，居住區內的交通、游泳池、醫療點、銀行、便利店、理髮美容店、洗衣店、打掃房間和安全保衛服務等設施一應俱全，完全可以滿足日常生活需要。而且，凡是居住公寓樓的住戶，對公寓內所有的保健和運動設施的使用完全免費。
如果老人身體不好，就需視情况雇人幫助照料飲食起居。雇人的種類有鐘點工、白天工和全日工等。也有需要專門人員照顧的老人，選擇到養老院生活。在養老院生活有點像長期住醫院，但以養老生活爲主。在這裏生活起居每日有人照顧，幷根據需要進行醫療和體質甚至是肢體、語言功能訓練。但這類養老院收費不菲。
支付這些養老費用，主要是由老人自己和家庭、保險公司和政府三者共同承擔。但養老機構也有經營性質和慈善性質之分，絕大多數屬經營性機構。一些窮人付不起費用，也可以申請政府的救濟計劃享受養老。如果家庭資産用完了可以申請政府救濟。
美國的養老政策對窮人和富人都較好
政府通知看房的時候，唐英敏正回國探親，女兒阮淑英便陪著老父親去看了抽到的房源，當時他們打算如果房源偏僻、條件不好就放弃這次機會，等下一次再抽籤。沒想到的是，這次的老人房位于紐約最高級的住宅區附近，中央公園旁邊。
“這是一處猶太人的房屋，屋齡很年輕，設施也齊備。”
父親阮瑞儀幷不滿足于在家裏安養天年的簡單生活。爲了打發時間，會計出身的他開始爲一些華人小企業做賬，“美國的退休金計算是按照點數分檔的，主要基數是你退休前30年平均的繳稅數額。”阮淑英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。
老年房的分配原則采取排號和抽籤結合的方式進行：即排號前列者通過抽籤决定不同的房源。“填表是個複雜的程序，對沒有融入美國社會生活的華人來說比較困難，我們的運氣不錯，交表後半年就抽到了房子。”阮淑英說。
2004年阮瑞儀罹患胃癌，手術前他回到上海見了親朋好友，回到紐約，最終因手術不治離世。而沒有在美國工作過一天的唐英敏至今住在老人屋裏，享受著所有的福利。“我爸爸生前的福利轉移到媽媽身上。”
但是這樣的福利僅僅針對老人，如果其子女去探望父母，需要留宿老人屋，必須提前申請，且時間不能超過一個星期，一旦被舉報將失去繼續居住的資格。
阮淑英說，美國的養老政策對窮人和富人都較好，但對于中産階層則相當苛刻。“只要銀行賬戶上有2000美元的存款，你就不能享受養老院的政府補貼，而一般美國的養老院月收費要高達1萬美元左右，退休後的普通人根本住不起，如果你想用政府補貼住進免費養老院也可以，請把所有的錢先花完。”
“我的一個朋友，退休前年收入有15萬美元左右，在美國算是中上收入了，退休後她和丈夫覺得負擔不起紐約的生活，在智利買了房子，去那裏養老了。”阮淑英說。
介乎保險和時間銀行
“國外的確有一些非常好的養老經驗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像美國的太陽城就是老年社區的經典案例。這是一個房地産項目，完全商業化。又如一些養老公寓把養老和金融資産盤活結合在一起，這也是一種養老模式。再如日本的時間銀行，長期護理的辦法也非常好。”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、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人口專家委員會委員彭希哲對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說。
在日本的城市街頭，隨處可見老人的身影：上下班高峰時，地鐵裏頭髮花白、西裝筆挺的老人與年輕人一樣步履匆匆；在餐廳裏，60多歲的大叔和20多歲的小夥子一樣，身著工作服在餐桌間忙碌；而在街頭行駛的出租車駕駛室裏，更是以滿頭銀髮的老年人居多。
日本政府公布的2010版日本老齡化社會白皮書顯示，截至2009年10月，日本65歲以上的老人同比增加79萬人，達到了2901萬人，創下歷史新高，占總人口的22.7%。據專家預計，到2055年日本人口的老齡化比率將達到40%左右。與中國養老問題面臨著相同的問題，日本的老齡化也伴隨著“少子化”現象。
目前，日本老人有在家庭養老的，就是我們所說的居家養老；也有在養老院養老的，但更注重營造家庭的氣氛；還有就是老人們白天聚在一起說話、喝茶、吃飯，晚上回家，這被稱爲居家日間服務。
位于大阪市中央區的一家居家日間服務中心的二樓，老人活動室被布置得十分溫馨。老人們不僅可以在這裏唱卡拉OK，做手工，還可以享受美容、康復訓練、洗澡等服務。
日本爲老人提供服務的機構大體分爲兩種：民營的老人福祉設施和私立的高端養老院。兩者經過政府批准後由民間企業來經營，民營機構接受政府補貼。
爲了保證養老院的良性運轉和避免虐待老人現象的出現，政府在老人服務機構自我檢查基礎上，引入更爲客觀和公正的第三方評價體系，包括硬件上的建築、設備、人員配置以及軟件上服務質量、老人評價等。這些評價不是通過簡單的檢查、打分來達到警示督促的作用，而是在分析養老院現實的基礎上由專業機構提出更好的改善方法。
2000年，日本在世界上首推養老護理保險制度（介護保險制度），國民需要交納一定的保險費，65歲後就可以接受這項保險提供的服務。需要介護時可提出申請，經審查確認後可享受保險部門提供的不同等級的服務，被保險人只需承擔10%的費用。
日本的養老護理制度有精細的劃分，將需護理程度分成了不能站立、不能步行、不能脫穿褲子、不能排便、不能用餐、不能吞咽食物、不能記憶等級別，幷按照這些不同的級別提供登門訪問型、赴養老機構一日型、短期入住型、入住特別養老機構型、入住老人福利院等不同服務。
配合養老護理制度，日本還推行了“地區綜合護理服務系統”。具體來說，是要打造“30分鐘養老護理社區”，在距離大概30分鐘路程的社區內，建設配備小型養老護理服務設施的新型服務社區，推行小規模多功能型自家養老護理和登門訪問看護。
再好的設想也需要人來完成。但是在日本同樣面臨著養老護理人員匱乏的問題。在日本，養老護理人員的工資待遇不高，平均月工資20萬日元。而日本國民人均月工資標準是50萬日元。爲此，日本政府日前給每個養老護理人員每個月增加了1.5萬日元的工資。
而“時間銀行”概念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日本養老護理人手缺乏的問題。
日本時間銀行的形成，是因爲大環境的關係，1973年石油危機，日本政府沒有預算，無法再提供民衆公共服務，只好請民衆互助。在養老問題上，時間銀行便成爲了“今天我照顧你，明天他照顧我”的循環養老服務模式。
“上海市正在研究老年護理保障計劃，借鑒先期老齡化國家的經驗，發展多層次的社會養老服務，構建機構養老、社區居家養老、醫療護理爲一體的服務體系，探索護理保障資金支持。尤其是大力發展社區居家養老服務，以上門、日托爲主要形式，提供生活照料、康復護理、精神慰藉等爲主要內容的服務，滿足老年群體多樣化的養老需求。”上海市民政局社會福利處章淑萍告訴《瞭望東方周刊》。
“時間銀行的概念，我們也考慮過，但是中國城市人口流動率太高，如果在某地爲老年人服務幾小時後，到其他地方是否仍然承認服務時間有效。這就要政府有一套完善的養老體系和政策來支持。” 彭希哲說。
養老政策需要整合成一個體系
“日本的老齡化問題應該成爲中國的前車之鑒。” 日本外務省日中經濟室室長古谷德郎曾公開表示。
早在1963年，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導保障老年人整體生活利益的《老人福利法》。這部法律迄今有過多次修訂，其主要內容有：政府出資修建特別養老院，爲痴呆、臥床不起等體弱老人提供服務；强調發揮老人豐富的經驗和知識特長，爲他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；探索和逐漸確立一種適合于老人居家養老的方式和體制，强化對居家養老服務人員的專業培訓和組織建設，幷在財政預算上實行優惠政策；組織“老人俱樂部”，吸引老人參與社會活動；强調社會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，加强地方政府對老人福利的責任和職權。
當然，日本、美國等均屬發達國家，養老的標準相對比較高。但重視養老問題是值得借鑒的。
2012年6月，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（修訂草案）》。
針對養老方面的問題，“我們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（修改）做立法調研的時候提出了一些意見，比如考慮要有一個統領全域的機構來關注養老問題。針對目前的情况來看，政府的養老機構還要適當放大。適當的社會、政府養老要放開一點。家庭養老的功能在弱化，要呼籲社會化多元的養老機構。而這些都需要從法律上給予確定和解釋。”上海市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史秋琴對《瞭望東方周刊》說。
修訂草案新增規定，國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爲基礎、社區爲依托、機構爲支撑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。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當采取措施，鼓勵、支持專業服務機構及其他組織和個人，爲居住在家中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、緊急救援、醫療護理、精神慰藉、心理諮詢等多種形式的服務。
草案還規定，國家建立健全家庭養老支持政策，鼓勵家庭成員與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，爲家庭成員照料老年人提供幫助。
近年來，中國政府對老年人問題給予很大的關注，財政支出也在增加。
“現在問題就是資源還沒有整合，這需要在政府機構中設立這麽一個相關的部門來統領全域，協調其他部門。然後，就要建立一系列老年人的公共政策，包括推進老年發展的相關政策和措施，提高家庭養老的能力，鼓勵志願者服務，鼓勵政府出錢購買養老服務。這些政策都需要整合成一個體系。現存的居家養老、長期護理等都離不開相應的法規條例。在一些細節上，政府要鼓勵推動，媒體要引導輿論，這樣，我們的養老問題就可以逐步得到改善了。”彭希哲說。